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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眸中国摄影四十年 

　　——一次别开生面的历史性对话 

　　1992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和山东东方国际摄影艺术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评选活动中，十位来自全国各地35岁以下的青年摄影家脱颖而出，被授予了“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称号。当年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探索性和创新意识，引领了当时中国摄影创作的新潮流。这次评选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地方摄影组织联合主办的全国范围内的青年摄影家评选和授予活动。当年的十位青年摄影家，随即成了摄影界当年的热点人物。在经过二十六年的砥砺岁月之后，他们大都已逾花甲之年。如今，他们有的身处重要岗位，从事摄影组织的领导工作；有的仍然手握相机，还在一线拼杀，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他们在中国摄影界叱咤风云4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摄影界的杰出代表。他们分别是刘占坤、李前光、王文扬、邱晓明、郭建设、钱捍、刘开明、梁达明、王建军、姜振庆。 

　　这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在济南举办后，在中国摄影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2018年中国摄影界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件之一。 

　　10月25日下午，座谈会在济南市美术馆举行。当年的评委朱宪民、王文澜、刘雷、曾毅，著名摄影家胡武功、解海龙，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主席杨元惺，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王玉文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等6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摄影理论家、策展人、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主持。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董事会成员、秘书长利库里斯等参加“第七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的部分国际友人。 

　　因为都是熟人，所以没有过多的客套，也没有专门的会议议程，话题开门见山，大家畅所欲言，现场气氛热烈、轻松、自由…… 

　　陈小波：我们今天开的是座谈会，不是理论研讨会，在座的都是些摄影的实践者。今天特别幸运的是当年的“十大青年摄影家”来了八位，先让大家相互认识一下，他们是：刘占坤，王文扬、邱晓明、郭建设、钱捍、梁达明、王建军、姜振庆。 

　　1992年枣庄评奖，当时评委有十五人，今天来了四位，他们是：朱宪民先生、王文澜先生、刘雷先生、曾毅先生。 

　　1992年评奖的时候，参加的人只有63名(当年第二届金像奖参加人数为64人）。因为当时有一个年龄的限制，要求1952年1月以后出生的，参评资格的要求也比较高，一个人既要有彩色作品，还要有黑白作品，同时还要有一组专题和一篇摄影文章。这个评选标准出来以后，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选出来的这十位，每个人都已成为今天摄影界的重要人物，都还在拍照片。 

　　今天来的嘉宾还有杨元惺主席、王玉文先生、胡武功先生、解海龙先生等。 

　　刚才朱宪民先生问我：“小波，你说我们今天再评一次“十大青年摄影家”，我们能不能评出来？”请朱公给我们讲讲当时是怎么评选出来的？ 

　　朱宪民：刚才小波讲了， 26年过去了，这十位有作为的青年摄影家依然在创作的第一线，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有贡献的摄影家，这十位摄影家还身体倍儿棒，这是大家非常欣慰的。 

　　今天再评“十大青年摄影家”就非常难了。并不是说他们拍的照片不好，而是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很难评出。今天的时代，摄影是广场舞文化时代了，人人都在摄影，很多年轻人拿照相机拍几张照片就想当摄影家。当年这“十大青年摄影家”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影像将永远载入中国的摄影史册，激励后人。 

　　陈小波：我给朱公写口述史时得知，他离开家乡时才17岁。他当时脱了棉裤不知道里头要穿内裤，不知道要穿袜子，而且从来没有见过香蕉。但是，我们国家仅仅40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现在评奖或举荐人选都有回避制，也就是说你的亲戚不能参加，你的熟人不能参加。但当年，评委王文澜的亲弟弟王文扬、亲同事郭建设参加赛事并获奖。请王文澜讲讲吧。 

　　王文澜：就是五个字——“举贤不避亲”，非常公正。评选现场挂着条幅：“选贤荐优、科学公正、不拘一格、力举新人”。正如南康宁事后在报道里对我们这些评委评述的那样：“你不请我则已，既然请了，对不起，除了作品，六亲不认！” 

　　陈小波：我上个月在国家博物馆做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展，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有的摄影师盛名之下其实难负；有的人不在我们的视野里头，好东西特别多；有的人他有好照片，但对展览理解发生了错误，老给我红光亮的照片……我还发现，王文扬的照片比王文澜的照片拍的又多又好。我说：王文扬，怎么没有人给你编书做展览呢？他说我三哥在那儿呢（笑）。 

　　王文澜：我们兄弟四人都是搞摄影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照到我的身上，所以我获得了不该得的荣誉，我希望给另外哥仨分一分。 

　　陈小波：下面请第一名刘占坤发言，我想知道你当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如果现在再评十家，你会不会拿第一名？ 

　　刘占坤：不敢说，新人辈出。现在进入网络时代，人们对照片的阅读习惯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过去那个时代追求照片追求的是难和绝，我拿出的东西让别人说你拍的东西真好、真绝、真难，别人拍不到。现在似乎变了，要快和有。我不管你拍的有多好，你只要是快，只要是有就行了。我的同事柴继军现在是视觉中国的CEO，我们一起在中青报经过多年的训练。他离开中青报以后，现在追求的是快和有，谁第一个给他投稿，那个人可能就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群。现在再去参加评选，我真不敢说能不能拿到这样一个有分量的奖项。 

　　有些话可能是套话，但确实要感谢当时的组委会和曾毅老师，他们倡导和组织了这个活动，还有像朱公、王文澜这些评委，给当时的年轻人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我当时在那里头是最小的，即使是评完了，我都没有觉得我是最小的，感觉跟我前面的九位大哥是同龄人，我们在一个战壕里为中国摄影追求着什么。我虽然比他们小个一两岁，但是我感觉我的能力和精神状态跟当年比肯定是差了很多，没想到时过二十六年又能聚到一起，真的是非常地高兴，非常地激动。希望未来我们这些人多聚，再多拍好照片。谢谢！ 

　　陈小波：王建军是风光摄影的领军人物，在一群记录摄影师中，有没有感到孤独？ 

　 王建军：当时被评上“十大青年摄影家”的时候，我反而不那么兴奋，因为我当时不是搞摄影的，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同时，我和占坤两个又获得了第二届“金像奖”的提名。我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真的感到茫然，正是这个茫然使我做了一个痛苦的选择——离开了我喜爱的部队，走上了职业摄影师的道路，把我的镜头对准了我们中国。这几年我到美国西部拍了五年十九次，我把中国西部和美国西部做了个对接，但是拍来拍去，我觉得我还应该把镜头对准咱们中国。 

　 陈小波：邱晓明在这么多人里头，是我认识最早的。我那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我在跟他少年时的伙伴谈恋爱，谈到了二十一军、谈到了宝鸡。我原来的男朋友特别爱照相，他们两个老跑到一起去冲洗照片。邱晓明昨天还提醒我，他的女儿生出来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邱晓明是“陕西群体”年纪最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虽然他现在的思维方式和很多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了。我昨天看到他的一组作品，他一个人在拍美墨边境线的隔离墙，非常有力量，非常独特。 

　　邱晓明：首先感谢这次为我提供了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我虽然已经出去二十年了，但是实际上每年几乎都要回来转一转，根还是在中国。现在我们一起回顾起二十六年前，心情很激动。今天见到朱公，我们最后一次是在陕西陇县见的面，现在再见特别亲切。在国外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而且也不是这种方式，尽管现在还在倒时差，但是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陈小波：胡武功老师是知行合一的人，拍照片拍得好，有思想深度。胡武功、侯登科等“陕西群体”成员最大的特征都是皱着眉头思考中国现状和中国摄影现状。胡武功今天看这个展览会有很多的感受吧？ 

　　胡武功：我确实有很多感慨。刚才你说了“陕西群体”的事，这个事的动力来源于曾毅。曾毅1986年搞“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赛”对我的刺激是很大的，当年我专门到济南找他取过经,第二年就搞了“艰巨历程”。他那时就已经迈开了很大的一步，所以才使我们有很大的动力去做以后的很多活动，他对我们有很大的促进。 

　　 我今天看了“十大青年摄影家”的作品，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它完全和1992年以前我们国家的摄影不一样了，它开创了中国摄影的一个崭新的局面。如果说我们今天觉得这是老照片可存的话，其实有很多成千上万的照片比它老得多，但是它不能构成老照片，它拿不出来，我们没人去看它。在中国，1976年4月5日以后的照片，真正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记录中国真实情况的照片，是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而这十位青年摄影师的作品，恰恰是开了一个很大的头，他们是最早起步，今天拿出来我们看，仍然觉得它是非常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我刚才看到很多人看得津津有味，这是做的又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中国虽然有这么大的成就，我们的人基本上是业余的，但是曾毅先生已经不业余了，他留下了这么多历史资料。过去我们搞活动的照片，剪完用一张就完了，根本没有系统保存，但是他把这些都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前面的展版资料。他真是有心人，我们很多人是没有这种保存资料的意识的，还是应该感谢曾毅。 

　　陈小波：我在策展语中写到：今天看来这十位的作品坚韧、耐看、传递中没有损耗、没有过时，反而日久弥新；这些影像还会成为珍贵的文献被历史继续定义。郭建设每天都在拍，他的作品非常之多，是记录精神非常饱满的人。 

　　郭建设：我是最应该感谢曾毅老师和诸位评委的。我和王文澜是同事，还在一个部队共用一个暗房，然后一块儿到《中国日报》。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共同在《中国日报》闯了十二年。我1993年离开了《中国日报》，这在中国新闻界是一个大冲击波，都以为是我怎么了，和王文澜闹别扭了还是怎么着了？我也算胆儿比较大的。离开体制后，“十大青年摄影家”这个名号帮了我不少忙，这个光环对我帮助了十多年。我现在还是每天发一张真实的生活镜头，我也想看看能坚持几年。因为我觉得拍照片对我来讲，是生活中唯独的爱好，而且现在时间有大把的。我一直在干一件事，天天都在扫底片。我的量太大了，在《中国日报》那十几年，又离开《中国日报》十几年，我要将近二十万张底片都变成数码的，是很麻烦的事，又必须自己亲自去做。我觉得越来越勤奋是对的。 

　　陈小波：我问解海龙说，你为什么不参加？解海龙说，我那时候忙着“希望工程”呢。他还说：摄影急不得。让海龙给我们谈一谈，摄影为什么急不得。 

　　解海龙：今天在座的这些朋友大都是比我入道早的。说起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四十年，我摸相机整整四十年，但是那时候找不着北。最初阶段也就是到了1992年的时候，摄影界认可了我，给了我一个摄影组织工作“金像奖”，那时候叫开拓奖。我带着一帮基层的业余爱好者在追那些1976年拍“四五”的人，是他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作用，我们觉得摄影才如此震撼。 

　　赶不上1976年的事了，就觉得到我们这儿怎么就没什么事了呢？文澜讲过，说1966-1976年没相机，有些人没赶上拍照片；1976-1986年你有相机了，你留下照片了吗？有人说还是没留下。1986-1996年又是一个十年，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要干点事呢？所以1985年的时候，有个摄影展叫“十年一瞬间”，然后是1986年“国际和平年”，再然后是1987年的“艰巨历程”——就是这三大展览，给了我们这些初学者极大的影响。哦，原来摄影是这样的，我们找到北了。1992年我看到邱晓明的一个片子叫《希望》，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做了“希望工程”展览。邱晓明的那个片子获得了金牌，三代人都在期待着下一代人能够有文化、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再后来，我看到邱晓明的好多关于孩子的照片，我就感觉他的路可能是我将来要走的路。 

　　2018年10月25日解海龙在济南美术馆展厅布展 

　　那会儿大家拍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得奖得奖，当得了一堆奖的时候就茫然了。1986年“两会”召开的时候，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年义务教育法》。这个教育法为什么出现？凭什么要出现一个法是教育法？我就琢磨它、研究它。中国有10多亿人，2亿是文盲。世界上60亿人中，有8亿文盲。世界上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个时候我们扪心自问，将来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办？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可能吗？我就沿着这条路走下来了。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不再拍别的照片，不再参加比赛。1989年、1990年、1991年我拍了一段时间，到了1992年的时候我有一大堆照片了。我在想，我要当“十大青年摄影家”。可是我说了不参加比赛，后来我再一看有规定，1952年以前出生的不能参加，我已经是中老年了，不是青年人了，就把我隔在那儿了。从这以后我踏踏实实地、义无反顾地就跑了十二座大山，跑了数万公里，一直一个县一个县地做了田园式的调研，用我们的影像去把中国的教育整个地做了一个梳理。 

　　就像小波说的，只有介入到历史的国家档案的记录中去，你的相机才有了真正的生命，这就叫“国家档案”。你的相机、照片有没有进入到国家档案，你要思考。现在我们在座的人都进入到了历史的国家档案中去了，真值得好好地去总结。 

　　李前光拍的片子《两条路》，那时候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要思考到底走什么路。这些年来一直摸索着走，到今天又给奖了，也觉得好长时间没得奖了，很兴奋，它将激励着我们这些六、七十岁的人拿起相机好好学习、天天照相、继续拍下去。 

　　陈小波：在西方，我们看到很多的摄影者都是老人家，很多的主持人是老人家，这是西方人对文化的积累。照片也是，我今天跟海龙说，你的照片值钱不值钱？不是今天拍照片明天就得奖，照片一定是要有历史的积淀，几十年以后才知道你的照片有没有价值。大家都知道北京国际摄影周，那是非常难做的一个摄影节，一直以来就是杨元惺主席带着大家一起向前推。 

　　杨元惺：我不是领导，大家让我来当主席就是让我为大家服务的。实际上我1955年就开始照相，但是没成就，我照完了就乱扔。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拍过照片，但都没有好好整理，因为从来没有想到以照相为职业。“四五运动”时我也去了。陈复礼、吴印咸、张爱萍、黄翔……这都是我从小认识的，他们的暗室我都进过，我还给他们提供相纸，但是我从来没想到以摄影为职业，也没想到入会。有一次我们几个办了个展览，正好前光也去了，他往那里一坐，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我原来在工厂照相，后来又在中国科协照相。我每天接触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我也为他们拍了一些照片，照完就交给杂志社发表——我不像专业摄影师那样以摄影为己任，追求摄影艺术的成就感。你们都是对祖国的摄影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我呢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陈小波：在山东评选，山东摄影师是不是应该避嫌呢？当年曾毅的挑担（方言中连襟的俗称）也参加了这个比赛，而且也进入到前十名，但作为评委的曾毅老师当即提出复议，后来大家忍痛把他的挑担从前十名里拿掉了，这件事让他们的亲戚关系别扭了好多年。山东唯一的获奖者钱捍说说？ 

　　钱捍：我作为一个山东本土的摄影记者，干了四十年。这个展览选的这个节点非常好，当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和山东东方摄影艺术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前因后果我都知道，过去了二十六年，能够促成今天这个展览我感到很高兴。在我们这些人这么齐的情况下能参加这么一个聚会，对一生也是非常好的记忆。非常感谢组织者，非常感谢策展人，也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很多评委老师。 

　 当年评“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的时候，他们问我评的时候有没有去。我说不可能去，因为评选非常严，“十大青年摄影家”比在这之前的“中国十佳摄影记者”还要严，条件还要苛刻。 

　　今天这个活动开启了我新的征程，我觉得还能再干四十年。 

　　陈小波：姜振庆原来的作品我看过，他现在的作品更加好。今天在座的有两个对中国工业摄影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王玉文和姜振庆。我们先请年轻的说。 

　　姜振庆：“十大青年摄影家”同聚在济南，这是非常庆幸的事。改革开放之后大连办开发区，当时我不会摄影，我建议领导买个相机，把大连开发区的原始地貌拍下来。当时买了台美能达，就是一个标头，我跋山涉水把大连开发区20平方公里的原始地貌留在了大连档案馆里。有了这台相机之后，就走上了摄影这条道路。1992年参加比赛，对我来说非常仓促。在十个青年当中，我和达明、建军几个纯粹是业余的，像占坤、建设是我们仰视的国家大报的记者，我们也非常胆怯，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列，即便是我排到了第十名，我也感到非常骄傲。正因为我排到了第十名，也给我增加了把照片拍好的机会。我会不断努力把照片拍好，为我的家乡、为关注我的朋友，交出更满意的答卷。那次评上“十大青年摄影家”之后，使我在摄影上有了一个更大的提升和飞跃。 

　　陈小波：下面隆重推出王玉文老师。几十年来，他坚持为从新生到衰败的东北大工业纪录着，我觉得目前中国没有人超越他。 

　　王玉文：非常有幸来参加这次座谈会，尤其这里面有我们省两位作者，一个是达明，一个是振庆，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是非常好的好哥们儿。我在协会一直做组联工作，他们得奖，也有我的份，我也高兴。原来没有系统地看这些照片，这次展览我系统地看了作品，真是太好了，不管是老同志还是年轻的摄影家，都留下一个永远难忘的记忆。我们将近七八十岁了，他们在激励着我们，我们还要继续拍下去。 

　　陈小波：梁达明也是获奖中的“另类”——人像摄影师。其实我看过梁达明八十年代以来很多记录类影像，也很了得！ 

　　梁达明：那个年代，一个照相馆的被评为“十大青年摄影家”让人很惊讶。我们领导说，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奖）。1992年的一天，我正在照相馆里拍照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说：梁达明，你的电话。我赶紧跑出去接电话。这电话是谁打来的？就是咱们组委会的评委打来的，说了一个令我很惊讶的事，说你已经入围“十大青年摄影家”了，说你的论文丢了，你火速补一个论文。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单位有一个同事她老公是电报局的，我赶紧骑自行车到家里取原稿，然后去电报局发传真，到晚上《新闻联播》就播出来了。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评委确实很认真，要不然你的论文丢了就换个人呗！一生有惊无险走到今天，非常感谢一路上的各位前辈同道。 

　　陈小波：刘雷这次也是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我在新华社对外编辑部，每天做的工作就是用图片和文字的方式，给外国人讲中国的故事。谁来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弄出去呢？就是刘雷。那时候我跟他也不熟，他老来给我们开会。他是非常早就懂得中国怎么跟外国人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当年他是评委里头最年轻的，因为当时他是文化部的官员。 

　　刘雷：感谢把这个活动策划成这个规模，让我们二十六年再聚济南。记得当时参加评选的时候，我在文化部工作，我是评委里头最年轻的一位。我当时在部里做对外宣传照片的组织选择工作，那几年我也跟中国摄影界和各个有关单位、新华社、各个摄影部门合作，接触了很多摄影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那时很需要中国的新人拿出新的影像。为了选拔新人新作，“十大青年摄影家”的评选正是个机会，于是我很荣幸受邀参加了这次评选。 

　　我从评委的角度来讲这件事。一个好的奖项应该是一个能经得起历史和时代检验的奖项。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多的奖项，那么“十大青年”这个奖，我认为历史已证明它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一，评委的构成，像吕老、徐老、陈老三位大家现都已作古，离开了我们。当时的评委在摄影界都是领先的精英。朱公以前是《中国摄影》的编辑，那时候已经去艺术研究院当摄影所的所长了。胡颖、南康宁在新华社一直做理论工作，蒋铎、王文澜、贺延光都在新闻一线，是非常有影响且成功的摄影家。还有陈长芬、李英杰等，当时就已经是很有影响的著名摄影家了。吴常云当时是《中国摄影》杂志的主编，贾明祖是《解放军画报》社社长等等，除了我做对外宣传图片编辑，比较年轻之外，评委的组成份量很大很重。这些评委的构成到今天来讲都没什么争议，人选上也更是没什么争议。 

　　第二是评选的规章制度严格严谨，参评的门坎也比较高，整个一套评选的程序我们都参加了，打分、看论文、评议等等各种各样的要求，是在非常公正、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几轮讨论下选出的十位佼佼者，评出来的这“十大青年摄影家”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他们今天还战斗在中国摄影的第一线，而且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他们在摄影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小波老师已在策展语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评委的构成、评选，到“十大青年摄影家”的产生，实践证明是能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于，当时的那个评选在规则上、程序上是中国摄影史上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十大青年摄影家”的评选意义正在于这里。之后，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摄影评选，搞得很多、很乱，以至于中宣部、文化部下文压缩各类评奖，反正中国的事就是一管就死、不管就乱。今天这个时代能再评出“十大青年摄影家”吗？能再这样评吗？我看那就很难。不是说没有青年摄影家，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人才辈出，有许许多多的优秀摄影家，但难就难在评选因各种条件因素的制约与干扰，评出的结果往往难以让人心服口服，更不要说经的起历史检验了。 

　　       大家都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的评选和结果，给摄影界树立了一个榜样和标杆，给喜爱摄影、从事摄影的大家伙儿们跟着学习前进有了个方向。今后就不能评奖了吗？也不是，但要评出有影响的、令人折服的奖项，我觉得1992年的“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的评选，在历经二十六年的检验后，或许在今后的各类评选中，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与借鉴。 

　　陈小波：下面请国际摄联(FIAP)董事会成员、秘书长利库里斯给我们讲几句。 

　　约安尼斯·利库里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见证曾经是中国杰出的“十大青年摄影家”，二十六年后还能聚在一起，在他们的眼睛和眼神里，仍然能看到对摄影事业的激情，而且还能继续从事他们在一线的工作。 

　　我非常想跟大家说的是，我非常感激曾毅，无论是在中国摄影界还是在国际上，他都做了很多中外之间交流的工作。 

　　陈小波：柴继军是“视觉中国”总裁，他是当今中国最懂影像市场、最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照片的人。 

　　柴继军：我是1995年毕业后进《中国青年报》的，1986年、1987年、1988年的那些事，都是通过画册和书有一些感觉。今天看这个展览，其实给我感触最大的，是这个活动保存下来的资料，这个很重要。 

　　各位老师，你们拍照的时候，不是人人都是摄影师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影像，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财富，建议各位老师一定要花时间认认真真地把资料整理好。再过几年，摄影的观看方式、形式可能更加多样，后面的人怎么感知，需要技术工作做得特别扎实。我特别感谢钱捍老师叫我来看一下，特别感谢曾毅老师和陈小波老师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陈小波：新华社的中国照片档案馆里有一千万张照片，十几年来我主持做了一个一个的关于老照片的项目，比如“口述新华”、“新华典藏”等，现在又在做“国家相册”。我看过那么多照片，知道好照片在哪里、好摄影师在哪里。你去看新华社的老照片也罢，去看王文澜、贺延光手上的照片也罢，那些拂去新闻元素还在那里存留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而且我们把它归类于文献照片和记录照片，这种记录在中国太重要了。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摄影师不要急着出那么厚、那么大的画册。但是中国所有的摄影者都应该出图文书，因为中国的每一位摄影者都经历了西方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中国人的一辈子，是西方人的八辈子。 

　　新华社的照片为什么那么好整理？就是有一个伟大的石少华。他在最初建立新华社摄影部的时候，要求所有的记者发一张照片必须有详尽的文字说明。当时的摄影记者有的文化不高，编辑就让他们口述。每个照片都符合5w（时间、地点、什么人干什么、为什么）全部都有。我每天在翻阅这些照片的时候，就知道那些伟大的、一代一代的摄影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 

　　做和历史图片有关的项目，我选择照片的标准是四个：第一，照片写满历史痕迹。第二，诗性。第三，情感力量。我们大部分看的是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照片，那时候根本没有长镜头、广角镜头，但是那些照片打开的时候我经常头皮发麻、热泪盈眶，这就是影像的力量。第四，陌生化。陌生化是我选择照片非常重要的标准之一。 

　　王文扬：刚才讲了哥哥王文澜举贤不避亲，我作为其中之一被入选比较荣幸。我们家兄弟几个都是搞摄影的，1981年我入职搞专职摄影的时候，兄弟们对我的启发很多。我们在1985年搞过一次《广场漫步》摄影展，在搞展览之前我拍照片属于找不着北的，不知道拍什么。哥哥告诉我说，就是拍人民生活、百姓生活有那些变化，变革时代嘛。我礼拜六、礼拜天几乎没有休息，整天到天安门广场泡着。当时的广场不像现在还得安检，那会儿假期的时候早中晚非常热闹。那个展览搞得还算比较轰动。 

　　再就是1988年的国际新闻摄影周，可以说对我是一个启蒙式的教育，看到好多世界摄影大师的作品，终于知道该去拍些什么。后来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好照片是社会内涵的因素越多越经看，照片越好。所以，几十年下来，我就一直坚持这么拍。我一直都是拍一些生活的细节。我的格言是这样的：变化在生活细节里，抓住瞬间就留下了历史。我以后还坚持这么做。 

　　陈小波：下面隆重推出曾毅。大家的照片被历史记住，曾毅这个人也会被大家记住，他做了太多的事情。 

　 曾毅：大家刚才都作了精彩的发言。还要特别感谢小波老师担纲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在工作中她给了我很多的启发。26年前的1992年举办了“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评选”，应当是32年前的1986年在济南举办的“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的延续。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评选的公证性：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特别聘请了法律顾问；1992年的“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评选，则聘请当地公证处派公证员到评选现场监督评选。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与一个地方摄影组织共同主办评选“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这是第一次，应当说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做过，所以就越发让我们感觉到这次活动的珍贵。按照小波老师的想法，本来还应该有更好的设计策划和布展方式，但是受美术馆条件和经费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了，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无论“国际和平年大奖赛”还是“十大青年家评选”，都是围绕青年的摄影比赛和评选活动，两次活动不同的是：一个是借助国际和平年策划的全国范围的青年摄影作品比赛，一个是针对全国的青年摄影家的个人评选，两者都是针对青年人而设计策划的。同时，恰恰这两个活动都是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这就确立了这两个活动在中国摄影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年，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举办这次活动，我感觉更具有它特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二十六年后再把当年的“十大青年摄影家”、当年的评委和中国摄影界有重要影响的摄影家、理论家聚在一起，共同回眸改革开放40年中国摄影的发展历程，畅谈每个人的成长和经历，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事。我们大家都是踏着改革开放40年的道路走过来的，回眸历史，面对未来，大家都感慨万千，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尘封的回忆，也都有很多讲不完的动人故事。为了给历史和未来留下永恒的记忆，为国家留下一份珍贵的影像文献，经大家共同商定，当年的“十大青年摄影家”每人自选两幅代表作品，用收藏级相纸打印出二十套，每个人签上名。这些收藏级的作品每个人保留一套，当年的主办单位、相关机构（如中国美术馆）等都收藏一套。同时，我们再留出几套，用于今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捐赠，让这些珍贵的影像不断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这应当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陈小波：再次感谢曾毅！再次感谢大家！这个展览我们希望在北京再做一次。 

　　时间：2018年10月25日下午 

　　地点：济南市美术馆一楼会议室 

　　     （根据现场发言速记，未经发言者修改）